天府之都成都、海滨丽城大连、六朝古都南京，当这三个城市不约而同地递出“软件”这张城市名片时，有何惊异之处？
研究这些城市软件业的成功，离不开对其发展模式的分析。当我们的记者兵分三路研究这三个城市的模式时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那句名言常伴在耳: “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”即使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，在芸芸众生中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软件三名城也是如此。每一种成功的模式都会包含这样或那样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原则，也会有这样那样或不可复制性的个性化条件和特征，不了解这一点，我们的观察和评价难免会出现片面性的偏差，我们的学习和移植则难免会弄出“橘生淮北则为枳”的事来。
“先行者”大连，十年前从重工业区中毅然转身，前瞻性地锁定软件外包这个没有“核心技术”的领域，从“先替别人打工，先做小学生”起步，10年后骄傲地喊出要“超越班加罗尔”的口号。大连市市长亲自为软件业摇旗呐喊，大连软件园的“官办民助”模式被苏州等地广为借鉴。大连发展软件业也成为国内二级城市发展软件业的“样板”。
“后起新秀”成都，沐浴着蜀国的唐风汉雨，这几年异军突起。“低成本”是成都发展软件业的起点，却不是“成都模式”的核心。政府大手笔的投入、对教育和人才高度重视、与生俱来的巴蜀文化积淀和环境优势，使得成都一跃跻身主流软件名城之列。“成都模式”书写了中国“西部硅谷”的传奇。
“闷声发展软件”的南京，挟六朝古都之余威，寻找着自己的“特色”。不为人知的南京速度，“两园多基地”的发展模式，围绕着电子和化工的软件产品族群，即使“前有尖兵、后有追兵”，低调的“南京特色”让人不敢小觑，人们不得不对这个古都进行重新的定位和评估。
但在成功的掌声和喧哗中，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: 在热烈欢迎跨国企业纷纷进驻之时，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本土的世界级软件企业？中国软件产业怎样才能更多地分享到鲜美的蛋糕，而不仅仅是干涩的面包屑？怎样才能把“低成本”这个标签拿掉？
成都、大连、南京三大软件城市的发展模式，彰显的不仅仅是这三个城市的眼光与魄力，更有中国人在全球化分工中重新定位的智慧和决心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《软件三城记》的意义注定要超出这三座城市本身，而成为人们剖析中国迎接全球化第二波(信息与服务业大潮)浪潮中的窗口和范本。
“低成本”是成都发展软件业的起点，却不是“成都模式”的核心。政府大手笔的投入、对教育和人才的高度重视、与生俱来的巴蜀文化积淀和环境优势，让成都书写了一部中国“西部硅谷”的传奇。
